朱理治(1907—1978)，又名朱铭勋。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肄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开创。1940年3月去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东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一，朱理治：我在中原抗战中的经历

朱理治在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副书记，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代理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队政委，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局暨东北民主联军驻朝鲜全权代表，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全国解放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物资分配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随后，我又参加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会上争论很激烈，我没有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会议结论，毛主席、张闻天、朱德到会，刘少奇、彭真、高文华和我列席。张闻天谈了他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的结论，对过去白区工作路线基本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接着是我发言，我主要谈了河北党在1933年大破坏，以后的省委对过去的做法有若干修改，组织有些恢复和发展，工作也有点进展。我发言后，朱老总发言，他认为全国白区几乎全部破坏完了，但河北尚保存几千党员，因此不能说河北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会上未发言。会后两天，少奇同志到我住处，说他不回华北了，要我回去。我对他说，我已接受了组织河南省委的工作，不能去华北。

当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四个组织交给了我。

第一是皖北特委。十年内战时，他们坚持下来了，保存有60个党员。书记是刘文，另有曹云露、张如萍、孙仲德，他们四人那时都到了延安。这个组织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将刘文带走参加河南省委，将曹云露、张如萍留在延安学习，1938年1月，中央派他们回皖北，到开封见过我。那时长江局已建立，我叫他们回皖北准备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以后到武汉找长江局，并把他们的关系介绍给长江局了。

第二是苏鲁边特委。他们在内战时期也坚持了下来，保存有200党员。书记是郭子化，那时也来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为了审查这个组织并帮助他们工作，我们派刘文同志为省委代表到苏鲁边特委工作，他有肺病，坚持工作了三个多月就病倒了，以后到延安疗养无效，牺牲了。在台儿庄会战以后和徐州会战以前，因为山东省委已建立，陇海路又很快要被切断，所以把这个特委划山东省委去领导了。

第三是豫鄂边省委。保存有60个党员，并建立了一支60人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有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1937年春，他们派了游击队长周骏鸣到北方局请示。因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有同志曾提出为了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支武装应当解散。他们不同意，又派周骏鸣找到中央，中央遂将这个关系交给了我。

我在延安研究了周骏鸣关于鄂豫边的报告，认为这是在中原实行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最好的依托。由于它红旗打出不久，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它是统战对象，而且那地方土匪很多，是确山、泌阳、桐柏三县三不管的地方，只要斗争方式正确，它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大大发展；不但不会影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可以成为在中原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所以，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指示，要他们根据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士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抗日武装。这个指示信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后，由周骏鸣同志带回执行（信上还要他们把豫鄂边省委改为豫南特委，受河南省委领导）。后来，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并由恩来同志与蒋介石谈判，编为新四军第8团，周骏鸣任团长，林凯任政委，开到大别山区，时间大概在1938年初。这支武装后来成为新四军2师一个旅的基础。

第四是河南工作委员会。内战时，河南党遭到多次破坏，组织已完全搞垮，在中央交给我时，还有党员70人，刘子久是书记。工委会的主力在洛阳，是吴芝圃利用中学教师在教育界发展的，大多数是洛阳偃师一带的教员和学生。其次，是沈东平、郭晓棠以许昌的县立师范和灞陵中学为中心发展的教员和学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在西华县和地方势力胡晓初等人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因此，我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准备抗日的据点。

我是在7月下旬离开延安的。行前一天晚上，我去见毛主席。主席对我说：“关于形势和任务，你都听了报告了，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这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极有远见的战略思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逐步形成了我在河南工作整个时期的指导思想。

为搞清河南工委组织情况，我离开延安后先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办了个训练班，召河南的一些同志来受训。记得来过的有栗在山、杜青等同志。我一面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一面向他们了解河南党的一些情况。由于训练班只我一人负责，所以只能作些初步的了解。在那里，我和抗大的东北籍女学员苏菲结了婚，并与她一起前往河南。

1937年9月初，我经洛阳到开封，不久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省委。委员有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刘文、郭子化、林凯不久离开河南），以后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省委的分工是彭雪枫做军事部长，林凯（后是陈少敏）做组织部长，刘文做苏鲁边省委代表，刘子久做省委宣传部长，吴芝圃做豫西特委书记，郭一青做豫西南特委书记，王国华做豫南特委书记，张维桢做豫中地委书记，沈东平负责西华豫东特委。豫北特委书记原为张海峰（后改名张萃中，解放后是辽宁大学副校长），1938年二三月间划归北方局领导。豫东南地委书记原为苗勃然，后来是一个名叫小舟的同志，姓记不清了。

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70人，到1938年底发展为1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那时，范文澜、王阑西、嵇文甫等同志和民主人士在开封合办了一个《风雨》周刊，每期发行3000至5000份，颇有一些影响。我们便让王阑西代理省委宣传部长，把《风雨》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范文澜等人还在河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我们派了刘子久同志去做教官。省委妇女部利用扶轮学校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我们派了危拱之去领导，哪里工作打不开，就派孩子剧团去。党的组织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工作团和光明剧团，到各县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总之，用一切办法发动群众，为游击战争做准备。

其次，省委抓了建立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省委筹备成立时，我们就反对取消内战时创立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并充分利用了它，发展了它。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就驻在确山竹沟，办教导队，扩大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人，后被改编为新四军4支队8团，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同时在竹沟设立了8团的留守处，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支点。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等从竹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县，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武装会师，挺进豫皖苏敌后，发展为新四军第4师。

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徐州会战后，恩来同志转来中央指示，要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运动，准备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我亲自沿平汉、陇海路到开封、郑州、许昌、信阳作了布置。在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号召下，各地党组织都做了准备，但因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敌人被阻黄河以东，河南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沦陷，仅豫东几个县和信阳二个区被敌人占领。在豫东，吴芝圃同志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信阳两个区则发动了2000人的武装。经过是这样的：省委在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的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所以，我派了危拱之同志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在我党的建议下，组织了2000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又派了刘子厚同志前去组织县委，帮助领导这方面工作并准备建立根据地。两区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和省委又先后派了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些武装前去，帮助训练和领导这支队伍，使它成为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分的基础。后来，国民党命令李德纯部队撤回，遭到李的拒绝，国民党即通缉李德纯并准备进攻。我们分析这支武装如仍打李德纯旗号，国民党可以利用违抗“国府命令”的罪名加以打击，因此，我找李商议，要他暂时到新四军总部回避一下，利用机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他同意了，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因他表现很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替他起了个化名叫朱毅，派武装护送他去总部。以后，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当时，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最好的要算西华县。省委一成立，省委委员沈东平同志即利用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的统战关系，派王其梅同志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后来，发现西华县长楚博是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同志的姐夫，所以派了张做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3000人，枪支齐全。彭雪枫同志由竹沟去敌后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先派了两个营，后来全部3000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批训练班。后来，楚博被国民党逮捕，临难表现很好。胡晓初到敌后被彭雪枫撤销了工作，旋被国民党逮捕，临难亦表现很好。沈东平同志则在敌后和日寇作战阵亡，他的死，对豫东党特别是对西华县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省委抓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1937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1938年5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在河南省委党校，我担任统一战线教员，把抗战力量分为左、中、右，强调必须壮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力量，打击日寇和投降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讲的，根本没有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因见长江局的《》很少谈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我在该报上写了一篇《论准备与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我那时用的名字除朱理治外，还有李迅和煌岗），号召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此文发表于1938年8月间。在六中全会上，我紧接着王明的发言，根据中原的情况，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些都说明，当时河南省委是拥护中央路线的，并没有执行王明路线。但在六中全会以前，省委没有向长江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个缺点。

1938年5月，我和彭雪枫去武汉长江局开会后，即将省委搬到了确山竹沟。我兼竹沟留守处政委，在那里办教导队和训练班（即党校）。蒋介石曾有命令要撤销竹沟留守处，我们派彭雪枫同志见了卫立煌，卫立煌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月，中央指示要将河南省委划为两个省委，一个到豫东、皖北、苏北，一个留在竹沟。于是，决定由彭雪枫从竹沟带了几百名武装和干部到西华，和吴芝圃领导的武装汇合起来，又补充了些武装，过新黄河，到敌占区成立新四军第4支队，并由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组织了豫皖苏区党委。

9月，我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上，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委员有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和我，同时决定将河南省委分为豫西区党委和豫鄂边区党委，前者由刘子久负责，后者由我兼书记；湖北省的鄂西北成立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6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我于1938年底回到竹沟，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有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陶铸等），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先念同志带了竹沟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干部，前往四望山开辟敌后根据地。

1939年1月底，少奇同志去洛阳布置豫西工作之后，经南阳到竹沟。当时中原局委员在竹沟仅有少奇同志和我，少奇总管全部工作，由我协助，其下未成立任何工作部门，有些必要工作，由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部门帮助来做。这时敌后需要干部极为迫切，为了节省干部，所以中原局机关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程度，少奇只有两个秘书，我主要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少奇同志在竹沟先研究了豫皖苏边区工作，写了长达4000多字的指示信，后来又研究了鄂豫皖边区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指示。他还找钱瑛同志来，作了详细的指示，由钱瑛带回去向鄂中及鄂西北传达（传达后，钱因南方局要她，故去了重庆）；又找豫鄂边一些干部谈了话，作了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对鄂豫皖边及鄂中如何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建党；对河南及鄂西北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支援敌后，以及如何做党与群众工作，都十分具体明确。少奇同志在赴竹沟的途中及在竹沟期间，抽时间准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材料，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做了报告。在竹沟，少奇同志还做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3月，少奇同志离竹沟回延安，行前要我代理中原局书记。鄂豫边及豫皖边因有电台，有事直接用电报请示少奇。我则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但重大问题，也转报中央向少奇同志请示。

4月，为了加强敌后武装的领导，我派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二个中队去敌后，和李先念部汇合。区党委组织部长由危拱之兼。8月，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巩固党的组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9月，我被流行感冒疟疾合并症传染，在病中看到鄂豫皖新四军给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知道鄂中五、六大队被敌人袭击，遭到损失，估计敌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考虑到鄂中、鄂东、信阳、确山四个区域的我党武装，分别归三个区党委领导，互不统一，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危险，因此拟了电报给中央，建议将李先念、陈少敏部，陶铸、钱瑛部，张体学、罗厚福部合编起来，统一指挥，创立鄂豫边的敌后根据地。这时，少奇回到竹沟，我病尚未好，他来告我，中央同意我的建议，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纵队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我领导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和河南省委（豫西区党委及鄂豫边区党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危供之，王国华负责）。中原局搬到新黄河以东。由他负责。我们还商议，认为竹沟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竹沟历史使命已完成，决定逐步撤退。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先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离开竹沟，赴苏皖敌后。随后，我带300个干部和300武装也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行前，王国华、危拱之和我分析了竹沟的形势，认为当地的国民党驻军68军和我有统战关系，不会对我进攻；敌人如使用地方武装进攻，因其中有不少党员，会事先报告我们；留守处又有电台，可打电报给四望山，四望山离竹沟只有90里，我和李先念都在那边，一夜即可赶到。因此，给竹沟留有一、二个中队武装和省委机关少数干部共200余人，准备第二批撤退。我们走后十天，确山政府的地方部队果然来进攻竹沟。民团里的党员在敌人进攻前一天曾向留守处报告了，但因布置不够周密，被敌人摸进了竹沟城。后被我们发现，由王国华和危拱之组织抵抗，将敌人赶出竹沟城外。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没能发出电报，前后两次派人到四望山告急，又被敌人扣了。第三次派去的人找到了李先念和我，我们急派了周志坚同志率领一个旅整装出发。但不久即见到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说我们部队和干部已突围到了龙窝。也考虑到叫周志坚到确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但又考虑这样做，对我利少害多，所以即停止进军。当时也不知我方死伤多少人，为了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我拟发了个电报，说国民党进攻新四军8团留守处，惨杀我因抗日受伤的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事后了解，实际没有那么多。

1940年1月，朱理治与新组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领导人合影。有陈少敏、郑绍文、朱理治、李先念、刘少卿（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摄）。

11月中旬，我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东、鄂中领导同志开会，根据少奇和中央决定，统一三方面的军政领导。首先是解决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决定将三方面的武装力量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四望山会议后，我即和先念同志南下，沿途编制部队，先后编了三个旅和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大概有1万人的武装。以后到了大山头及八字门，又将鄂中、豫鄂边及鄂东三方面的党统一起来，成立了鄂豫边省委。记得我写了一篇《怎样做》的文章，曾印成小册子。开头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路线是订立了，这就是开展群众抗日斗争，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到来的事变。”我在那里除研究财经政策，准备组织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领导各县抗日政府以外，曾想着重研究在游击区周围如何开展工作。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仅国民党即有40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假如国民党投降，或日本失败，他们间的矛盾没有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情况便会困难了，所以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曾研究了蒋占区汉南和武当山的工作，但因不久我被调回延安，未能见到成绩。

我在河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项乃光叛变问题。项乃光在东北军东调后，是东北军内党组织的负责人，由长江局领导。1939年5月，51军的一个团拉了出来，长江局指示其中的党员干部要撤退。这样，项乃光、王西萍、贾陶等7个人来到竹沟。我因了解到他们在友军中有不少关系，故留项乃光和王西萍在中原局做友军工作。由于项知道的友军关系太多，所以他几次提出要出去工作，我都没有同意。但由于措施不力，他还是被派了出去，而且很快叛变，使友军中一些组织被破坏，给党造成了损失。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是很多的。

二，季苏英口述《我的姑父朱理治》:

我有一位老革命的姑父，他叫朱理治。上世纪30年代，季焕麟、朱理治、陈国栋、季瑶琴、沈一尘和我父亲季翼农是上海无线电通信系统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姑父朱理治是姑姑的政治领路人和革命伴侣，也是季焕麟、陈国栋的入党介绍人；季焕麟是我姨夫，姨妈又是我父母的红娘；18岁的父亲为姑姑的同学沈一尘和朋友陈国栋牵红线。据说，姑姑的第一个孩子和沈一尘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上海同一家医院生的，只相差几个月。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一生相系，并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下一代……

01

为营救哥哥姑姑奉命奔赴上海

姑姑季瑶琴（后易名小英）出生于无锡长安桥（今惠山区长安街道）望族季家，季氏是镇上的大姓。祖上经营棉花庄生意，虽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也有了数十间房屋、30余亩薄田，日子过得还算殷实。1924年，祖父过世，留下6个孩子，4个女儿，2个儿子。祖母当年45岁，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但深明大义、执着坚韧、持家有道，不仅独立支撑起这个大家庭，还供应3个子女考入大学。后为支持子女从事革命事业，不惜变卖田地。

姑姑1911年出生，排行老四，早年在无锡乡下读书，后考入常州师范学校，与中共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陈国栋的爱人沈一尘是同学。毕业后不久，伯父季楚书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时被捕。为营救哥哥，姑姑奉母命奔赴上海。

伯父季楚书（1908-2004），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1928年入党，1931年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秘书，同时投身于各种革命群众运动。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为推动反日救国运动，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路口的共和大戏院，召开上海、南京、无锡、南通等地各反日团体代表大会，有百余人参加。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闻讯立刻派大批警察、密探前来抓捕，与会者逃避不及，当天88人被捕，其中13人被判死刑。伯父也在被捕之列。姑姑就是为了营救哥哥才来到上海的。抗战爆发后，伯父回到无锡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党组织安排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先后在无锡市军管会、山东大学、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学所工作，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和文化耆宿。

对伯父的营救工作主要由姨夫季焕麟出面负责。季焕麟早年在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是无线电台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陈国栋、陆仲陶等，帮助党的地下组织——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开展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转战河南信阳、开封、陕西西安等地开展通信工作。

受哥哥和族叔的影响，我父亲季翼农（1915-1939）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6岁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伯父回到家乡无锡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被“忠救军”杀害。父亲牺牲后，被中共无锡县委和“抗联会”确定为烈士，发给家属500斤稻子作为抚恤。

1936年初，姑姑在北京郊区病逝。祖母有6个孩子，3个孩子参加革命，两个成为烈士，又把我抚养长大。但她乐观豁达，无怨无悔。1976年，奶奶高龄过世，享年97岁。1998年，90岁高龄的伯父季楚书手书七绝《纪念缅怀瑶琴妹、翼农弟二英烈》：“众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偶一逢。手足情深牢梦思，最伤聚散太匆匆。”晚年，伯父每展阅此诗，无不潸然泪下。

在抗战救国的峥嵘岁月里，我们季家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但确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一个代表，是那个时代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缩影。

02

姨夫季焕麟由朱理治介绍入党

姑父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1927年3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一年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革命期间，在清华大学从事革命活动时暴露，被反动军阀追捕，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接头未果，在家乡余西镇找到一个教师职位，不料又遭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抓捕，坐了两年的牢狱。出狱后，通过同学陈建元的介绍信，找到了在上海老北门的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的季焕麟。据季焕麟回忆：1931年，经朱理治安排，季焕麟在单位职工中组织公开读书会，不久又组织了半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有十余人参加。朱理治介绍季焕麟等一些人去北四川路青年会内听半公开的进步性报告，有时还介绍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到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宿舍内做报告。1931年，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召开成立大会，朱理治任主席，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在成立大会上做报告。1931年7月，朱理治被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不过仍旧领导着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1931年10月，朱理治发展季焕麟、陈国栋、陆仲陶等为共青团员，团支部由朱理治直接领导。后来，支部不断发展，在职职员十余人，工人有二三十人。1932年春，三人转为中共党员，并建立党小组，仍由朱理治直接领导。

1931至1932年间，上海老北门总台和外滩国际电台党团组织在朱理治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社研分会成员，发展团员，成立党小组；成立各种专业职工协会、工会，如报差工会、报务员协会、业务协会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公开活动，如在小西门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等；用半公开和秘密方式为红军捐募公债。另外，还组织了两次老北门总台报差要求加薪的斗争，都取得了成功。二是上海四马路电报局、国际电台和大北、大东、太平洋水线公司等电信单位的报差斗争风起云涌，纷纷向总台的报差工会取经求教。总台中工资较低的报务员也组织了起来，进行加薪斗争，成立了微薪报务员组织。三是组织总台报差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递送密件；组织报差以递送电报为名，探查地下党重要机关周围的敌情，以保证党组织安全；组织部分职工为一些地下党组织搬家和抢运文件等。四是动员和输送无线电报务员去中央苏区，加强那里的无线通信工作。中央军委通信部原副部长罗若遐当年就是上海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微薪报务员，是朱理治介绍他去苏区的。在朱理治的领导下，上海无线电台支部逐渐成为一个极有战斗力的堡垒。朱理治也成为了我党在上海电信行业中革命队伍的奠基人。1932年8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任组织部长。

伯父季楚书被捕后，因季焕麟的关系，朱理治非常关切，安排季焕麟以亲戚身份出面请律师，到法庭作证，进行多方营救。同时，让季焕麟通知家属从无锡赶到上海，协助营救。姑姑时年21岁，刚刚中专毕业，没有什么经验，心里十分焦虑。朱理治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忙出主意想办法，不久伯父被营救出狱。经过朱理治的引导，姑姑在政治上有了进步，并加入党组织，参加江苏团省委的工作，担任秘密交通员，完成许多传送文件的工作，还参加一些集会游行等革命活动。

03

“没有瑶琴就没有我朱理治的今天”

随着接触的增多，朱理治和姑姑逐渐产生了感情。在危机四伏的革命年代，两个年轻人互相掩护，互相慰藉。1933年4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理治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姑姑的住处，就这样，两个相爱的人儿结为了革命伴侣。婚后，他们依旧居无定所。10个月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

孩子出生没几天，因有险情发生，姑父临时搬家，姑姑抱着儿子去找他，途中发现被盯梢。为了甩掉特务，掩护丈夫，她急中生智，跑到旅店开了一个房间，把孩子放在那里，自己从旅店后门逃了出去。找到姑父后，姑姑告诉他刚才的险情，急着要回旅店抱回孩子。姑父说防敌人要紧，先别考虑孩子了。可是为母心切啊，姑姑深夜潜回旅店，抱回了孩子。这件事情之后，姑父觉得革命带个孩子太危险，说服姑姑把孩子送到南通乡下，由爷爷奶奶喂养。不久，父亲和姑父的哥哥朱乃嘉把仅仅18天的儿子抱回南通。爷爷给孙子取名尔谨，希望他不要像父亲那样卷入有风险的斗争，能过谨慎、平安的生活。

1934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调姑父到河北省委工作。姑父化装成商人，带着姑姑，随中央局派的一位交通员，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前往天津。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执行的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河北省委机关在这一路线领导下，遭到重大破坏，内部还在进行路线斗争。姑父在河北省委期间，主要是恢复与巩固党组织。

1935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调姑父到西北工作。5月，姑父做好交接工作奔赴西北。此时，姑姑身怀六甲，不便通行，只好暂时留在天津。姑父把姑姑委托给省委的一位秘密交通员代为照顾。不久，省委机关遭破坏。为安全起见，省委秘书长王林派一位秘密交通员把姑姑送到北京郊区良乡隐蔽。1936年初，姑姑在农民家里生下一个女孩儿，月子里受了风寒，患肺炎病逝。临终前，姑姑把女儿托付给那位秘密交通员，嘱咐她把孩子送回南通，想不到孩子从此就没了下落。解放后，姑父找到那位秘密交通员，他说孩子在路上丢了。一直以来，这个失踪的孩子成为姑父的一个心结。

姑父与姑姑感情很好。解放后，姑父去无锡看望我奶奶，并资助我读书。姑父晚年，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说：“没有瑶琴，就没有我的今天。当年她为我做了很多掩护及送情报的工作。”

04

素未谋面的姑父资助我读大学

父亲牺牲时，我仅2岁。后来，母亲改嫁，我跟随祖母生活。1953年我考入上海中学，生活费用主要依靠国家发的烈属助学金和70多岁的祖母养蚕卖茧的钱。1956年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系。

1957年，学校动员大家为减轻国家负担，希望投亲靠友，减少助学金。本来我光靠每月7元助学金生活就不够，也是一直由亲戚帮助的。祖母那时也近80岁了，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时，想起祖母说过解放后北京有个小姑父朱理治曾两次到无锡和上海看过她，当时我在上学，未曾与姑父谋面。能否请他帮助我呢？于是我就很冒昧地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说：“我是抗日烈士季翼农的女儿，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现在学校要求我们减轻国家负担，投亲靠友，是否能帮助一点生活费。”由于以前没有联系过，地址也是听说的，只知道是在北京和平里交通部宿舍东小楼。没过多久，我收到了10元钱的汇款单，汇款人就是朱理治。之后，姑父每两个月给我汇10元，一直到1961年我大学毕业，整整四年。由于他的帮助，我才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姑父收到我的信后，因为不认识我，曾到北京炭儿胡同我姨父季焕麟家去问过。我姨父告诉他：“季翼农有一个女儿季苏英，父亲牺牲后，母亲改嫁了，现在是个遗孤。”我姑父就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烈士后代上学有困难，我们是应该帮助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五所，参与钱学森领导下的151导弹工程的国防科研工作。到北京后，我赶紧到文昌胡同看望姑父，可惜姑父因肝病在天津疗养，没见到。不久，国家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到天津看望他，苏菲（朱理治的第二任妻子）让我跟他一起去。一见面，秘书说：“您从未谋面的侄女儿来看您了！”姑父很开心，还关心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当面感谢姑父对我大学四年的资助，他说：“你是烈士遗孤，帮助是应该的，再说你父亲早在上海时我们就认识了，你父亲还帮助他姐姐(瑶琴)一起做过秘密交通工作。在我和瑶琴奉命调离上海时，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朱尔谨）也由你父亲护送去南通老家抚养。”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相聚，姑父仍给我讲述了他与姑姑、父亲、姨夫等父辈们当年在一起的故事。他回到北京后，我每个周末都到姑父家和姨夫家。他总让我给他讲工作上和社会上的事情，通过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关心国家的发展。

1962年12月，我随爱人调到南京，到第14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业到无锡。其间，时常出差。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带些无锡特产如排骨、油面筋之类，去看望姑父，姑父和苏菲对我都蛮好。

1978年，姑父去世。表嫂任远征（朱理治儿媳）给我发来了电报。我立即赶到北京，参加了姑父的追悼会。

在和姑父短暂的接触中，我感到姑父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连与他接触过的秘书和保姆，都说他没有领导架子，对人很好。他秘书说：“首长他工资发下来后，大部分是用于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烈士子女、亲友、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在子女面前，他更是一位慈父，脾气很好。对于工作和生活上受到的委屈，他从不计较，也从不抱怨。